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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新闻】李友梅:李友梅:世界迈入深度全球化,中国能贡献什么


发布时间:2018-04-04 09:45:00 点击:


站在2018年的起点上回望过去的一年,曾出现不少热词,其中“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最受热议的。如何看待“逆全球化”“再全球化”等概念?新一轮全球化到底有哪些不同?上海研究原第一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李友梅教授认为,世界正在迈入深度全球化,给社会治理提出很大挑战。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新征程的新开始,而且体现出中国在应对全球秩序变化这一问题上的敏锐性,中国正在努力从全球发展的接受者成为贡献者。以下是她在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闭幕式上的演讲。

2017年,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如火如荼。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已远非最初意义上的那种简单互联,而是逐步向深度迈进。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度全球化,其特征中既有所谓“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也有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化逻辑的变化越来越不确定,人类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全球性。在这样一个新老机制叠加交错、复杂重组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治理的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的生成机制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和相似的表现。因此,应对这些新挑战,不仅需要我们对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有更深刻的洞察,而且需要我们不断跳出传统思维框架,以更具创新思维的想象力来调适我们的判断力和提升我们转化挑战的能力。

社会治理的全球新境遇

过去几十年来,在高速科技变革与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加快流动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各经济体、社会、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让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互联互通起来。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从理想意义上来说,是参与全球化的各方依托共治共享形成相互关联与依赖关系,从而获得全球规模的生产力和世界经济持续扩张收益的基础。然而,全球化在为世界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全球化成本支出不均等、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全球化利益并未惠及每个国家,这对全世界的社会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前,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全球事务的新时期,生产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贸易、投资和全球性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强化等新趋势可能会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未来。

首先,全球化使人们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也使不同社群的共生共在成为一个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意味着全球不同的文化、观念、市场、组织与制度等要素不断被卷入相互适应的过程,由此再生成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新规则,并使各民族国家都共同认可并接受交易、分工、沟通与合作的新方式。面对如此的变化,有西方学者甚至发出了“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的疑问,而这里提出的挑战很可能直接关系到一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原则和作为政府体制的代议制民主等一直被作为衡量全球各地社会组织化的最重要维度,也成为全球体系中主要发达国家一直坚信并对外传输的理想图式。然而,当前一系列的世界政治社会格局变动(如英国脱欧、欧洲移民危机)表明:推动持续全球化的多重因素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阻滞,区域性实体优先于国家成为全球事务中主要角色的作用在减弱,推动不同世界观之间进行意义深远的沟通交流愈发艰难。

第二,全球化在影响各国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使各国自身的“社会整合能力”经受着考验。在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全球竞赛中,没有任何因素是自动或永恒的。当前我们已经瞭望到一个“人才的新时代”,与之相应的驱动因素是对想象力和创新力的人力资本的竞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重要引擎的社会发展已经极大地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未来已来,将至已至。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沟通的范式等或将面临巨大变革。我们也清晰地发现,传统国际关系在加速动摇,而全球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具有共同性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变革带来的过剩劳动力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是对全球精英人才的争夺。当前,包括信息、交通、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的工作领域,机器逐渐取代人的趋势并不止于制造业,也不止于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替代现有劳动力的现象将越来越普及,参与科技创新的国家都将面临劳动力转型的紧迫问题,而那些无法实质性参与到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的国家则可能面临被抛出去或被边缘化的风险。全球化会极大地影响社会运行的许多基本机制,使得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断面临改革创新的紧迫性。人们必须思考社会的再组织所依赖的一系列新制度安排是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些制度安排等问题。

第三,全球化使社会治理赖以展开的民族国家框架受到了挑战。全球化其实是一些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转型之间相互强化、相互依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国家面临的挑战性与不确定性越来越复杂,亟待重建全球社会治理的新秩序。但是,这个由于政治经济格局的日益全球化所需要的公共治理体系,将会通过何种机制而形成?这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新问题。当前,全球化内部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不平衡,即社会生活层面的全球化与经济活动层面的全球化不同步,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规则和机制实现了快速的全球化(比如关于经济治理的国际机构),但社会治理却仍然局限于单个国家,甚至是比较滞后的,这两种空间的制度与制度、规则与规则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和不协调。如果说早期或上一轮的全球化显在的特质还主要集中于有形的货币与物质资本、工业化与商业化的人力资源、跨国公司、证券市场、贸易体系等边界清晰、可测量的要素维度,那么,我们正在或即将经历的新一轮全球化将极大地消解上述可见的身份、边界、框架等传统属性,进而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及其治理迅速挤占了同一个技术、历史与需求的空间。显然,这对建立在单个且互有差异的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传统式社会治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是深度化的。

可以说,全球化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倾向加剧,这使超越“逆全球化”的“再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上升;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并且国内的经济社会转型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各国为己”的全球化既想脱离“传统结盟”又深受“传统结盟”的制约。可以说,深度全球化使得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正同时深受自身本土社会治理转型与全球治理秩序新格局的双重影响。当前,如何通过秉持多元演化的世界观,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来解决自身社会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的大问题,还需要聚焦社会治理新挑战的地方性来源。

地方性社会治理面临哪些新挑战

伴随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已经逐步依托于以“流”、连接、网络和节点为基础的逻辑框架上,其结果是造就了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门户城市”,即连接区域的控制中心以及由核心城市统领和凝聚的世界级大城市群。但是,当前全球城市的社会治理却不得不正视一些新课题:如何更有效地解决技术转型换代过程中劳动力的妥善安置与废旧立新的社会转型问题;如何应对城市获得超越民族国家和有形空间的一些支配权力,由此可能引发产业、空间集聚的新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的新变迁和利益结构调整的新态势问题。这些新课题为地方性社会治理带来了根本性的新挑战。

挑战之一:在一个流动性增强、公众之间传统依赖度降低的背景下,如何重塑具有一定内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现代社会?这个重塑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在新的条件下地方社会公共性生产的过程。当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日趋频繁,而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却不断下降时,他们对本地社会的认同就会下降,进而导致难以形成公共性。而缺乏公共性的支持,多元治理就会举步维艰。其现实的困境可能表现为,日常生活中一些本应是共同治理的事务,由于人际间相互依赖性的降低、公共性的缺乏,很难动员起有效的参与和协作,治理成本的高企与治理绩效的低下并存成为一个常见的悖论现象。

挑战之二:当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对公共服务的更高诉求时,应该通过何种制度路径来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公众需求?简单地说,就是以何种方式、提供何种标准的社会公共产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差异化理解,会导致地方治理部门对公共服务与管理体系的整合形成不同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地区更多强调以规模化的方式、以供给者为导向(而非需求者为导向)来提供标准化的公共产品时,这个地区更有可能选择强有力的体制内整合的制度模式。而当社会治理体系需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弹性化、差异化、多样化的公共产品时,人们就会更强调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也就是说,这会使得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内形成巨大的张力。其实践中的悖论往往表现为大量公共服务的“错位供给”。

挑战之三:如何在不确定情境下,寻求社会治理中的风险控制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机制?现实中,每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推动治理创新时,都会面临如何获取投入资源以及控制治理风险等问题。这两个问题背后隐含着矛盾的诉求:即更高水平的风险控制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治理成本;而降低治理成本就可能要承担更大的不确定风险。这一情况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国家中一些城市治理的经验上已经有明显的表现。因此,如何寻求恰当的均衡机制,就成为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治理面临的深层问题。

此外,值得思考的是,上述三个深层挑战相互缠绕叠加,或将导致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面临更大的困难,尤其是下面三个问题将构成理解所有国家在世界体系与国际格局中相对位置与角色的重要基础: 跨主体、跨制度领域的总体协调问题; 公众反馈与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效对接问题; 治理中的符号、意义和认同体系重塑问题。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新战略与新视野

当今世界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日益弱化,传统国家中的社群认同不断下降,本土治理转型依赖的是一种多维配合的系统工程,而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地方事务与国际事务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其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新变化。面对这样的情境,我们的想象力和应对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新征程的新开始,而且体现出中国在应对全球秩序变化这一问题上的敏锐性,中国正在努力从全球发展的接受者成为贡献者。

判断中国自身进入新时代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新特点;其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不仅决定了发展它的内容、方式、动力都会相应地出现根本转变,也决定了社会治理更加具有了总体性意义。

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然而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复合性”的。一方面,要继续解决人类社会中最基础、最古老的如贫穷、就业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解决最“现代”的命题,如生活品质与审美、治理参与等。这必然要求我们变革思维,从“牵一发动全身”的大局观出发,制定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

正是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动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及其诸多挑战的同时,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新理念,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新战略。社会治理被写入党章,表明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创造性地以政党和政治机制来促进行政体系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衔接,带动并提升执政党引领下的整体性治理实践。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多线程改革的复合体,涉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均衡发展政策目标下的政府运行机制优化,以及在开放、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塑造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的这种渐进式的治理转型,其预期目标不仅在于有效规避治理创新中的系统风险,而且要不断促进风险控制机制的创新。中国从本土实际出发的社会治理实践,不仅为当前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样本,也为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秩序的贡献者提供了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的经验支持。

在深度全球化和自身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的新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遵循这一发展理念,倡导并发起了“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实现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正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内治理成效而提出的一个开放式的倡议,其不仅承载着推进新的全球化的重要使命,也意味着中国在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价值观念、利益分配、行为方式、信任基础、制度安排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对治理实践的一种反应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实际运行也为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提供了实践性依据。由实践产生、经实践检验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是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科学性表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成果将为全球人类智力文明的发展注入新内涵。

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国和全球关系变革与适应的历史新起点来思考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总结及其理论构建的时候,必须加快提升我们思维方式的更新能力。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找到一个建立在最优决策基础上的治理方案,或在对各种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的可确定性的想象之上,构建人类行为与交往的普遍适用的理想范式。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既曾受惠于传统的治理思维,同时又日益受制于传统的治理思维。但是,当前及未来中国与全球发展及其引发出的治理问题可能将是传统的治理思维、治理技术、治理体制无法有效照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老的工具箱中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我们亟需构建新的治理理论,而且,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超越既有治理理论的思维惯性,又能超越西方与东方这种“二元”的思维逻辑。在与国外前沿学者的沟通和对话交流中,我们已经意识到,他们非常急切地想要看到中国将如何向世界诠释自身的新角色,中国如何向世界阐释自己所倡导的全局观和世界观;他们希望这个阐释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是如何践行其国内“五位一体”的均衡发展,以及在践行中是如何与国际间、区域间、世界等多维多层次建立并发生联系的。特别是在治理理论的价值观层面上,或许更需要我们在“多元世界观”的认识基础上,超越“各国为己”而寻求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这个担当,在我看来,一个重要考验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能否以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为切入点,为世界提供‘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

(作者李友梅系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